心理咨询不神秘

2022年3月3日，浙江嘉兴市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总站，学生们体验“脑波球”，借助脑电生物反馈技术，在彩色LED灯的色彩变化中直观的感受自己的情绪变化（新华社）

采访初始，谢斌递来一杯“600号咖啡”，这也算上海的网红咖啡了，出自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食堂。谢斌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党委书记、副院长。上海精卫总院地处宛平南路600号，以“宛平南路”或者“600号”的简称出现在上海市民的日常对话中。过去几年里，院方在科普上的努力与当代青年亚文化碰撞，使“600号”成为了“网红”。

谢斌不仅是精神卫生专家，也是中国精神卫生立法的重要推动者、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政策与立法顾问。在2022年春的上海，他是最常出现在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给予市民心理疏导建议的专家。

“600号”医生入驻B站，开设公益性心理咨询服务，还设立600画廊：展出画作均由重度精神障碍患者完成，绘画是他们的康复治疗方式之一。另一边，年轻人争相购买“600号月饼”、“600号奶茶”，还自制了“宛平南路600号出院留念”的衣服、帽子和帆布袋。

“这是好事啊，”谢斌说，“这两年对于到‘600号’咨询、就诊甚至住院这件事，很多人的心理负担都少了很多，尤其是青少年和儿童。家长还会有些顾虑，小孩一点都没有。还有一些中年人原来是偷偷摸摸来看病的，现在完全没有这种心理负担。这是非常大的进步。”

谢斌告诉《南方人物周刊》，过去三年里上海精卫越来越“火”，心理咨询接诊量越来越多，这与疫情有关，也与上海精卫传递亲切形象、去除精神卫生污名化的努力有关。这里是全国最大的精神卫生机构，也是为数不多同时设有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和精神专科三个门诊的三甲医院，能够根据就诊者的具体病情实现双向转诊。在“600号”门口，大幅蓝色指示牌写着：5号楼，心理咨询楼。

“很多人在这几年里觉得自己心理有波动，也认识到这些需要专业人士来解决。”谢斌说，“还是要积极就诊。尽量不要去拖，拖延不起的。”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黄悦勤负责的“中国精神卫生调查”在2019年公布的结果显示，我国成人任何一种精神障碍（不含老年期痴呆）终生患病率为16.57%，其中抑郁障碍终生患病率为6.8%。由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2020年中国城市居民的抑郁高风险检出率为14%，农村居民为16.5%，

据世界卫生组织在2022年3月发布的科学简报，新冠疫情导致全球抑郁发病率提高了28%，压抑的生活成了诱发抑郁症最主要的元凶。世卫组织建议，每千人拥有一个心理咨询师是健康社会的平衡点，按此估算，中国需要140万心理咨询师。

由于缺少统一监管，中国目前能够提供专业服务的心理咨询师数量暂未可知，业内估算的人数普遍在5至10万之间。2018年的数据是，我国的心理治疗师仅一万名，约0.72名/10万人。黄悦勤的调查显示，由于多数抑郁障碍患者未到专业机构寻求帮助，仅有0.5%的患者得到充分治疗。而在抑郁障碍各亚型（抑郁症、心境恶劣障碍、未特定型抑郁障碍）患者中，抑郁症患者寻求精神心理专科治疗的比例最高，但仅为4.7%。

在心理咨询需求大、心理师少的情况下，另一个问题是服务质量亟待提高。部分精神卫生专科医疗机构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没有全职心理卫生服务人员，大多由医院内的医生或护士兼职担任心理咨询、治疗等工作。“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卫生管理部门不允许非医学背景人员进入医疗机构工作；或是因为医疗机构内心理健康服务收费较低，较少精神科医生或心理治疗师愿意全职担任此项工作。”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医师王琰曾在调研中分析。

而如果患者寻找私人诊所，因为缺乏足够监管，所获得的服务参差不齐。学者张俪围绕昆明市的心理咨询做了十年田野调查，她指出：“获得开办私人诊所的顾问证书不需要太多培训。许多治疗师毫无准备，缺乏知识和技能来帮助困境中的客户。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私人咨询这种职业的声誉受到了损害。大多数需要帮助的人更喜欢参加由知名、受人尊敬的‘大师’领导的团体咨询培训会。”

谢斌在工作中（受访者提供/图）

谢斌在采访中反复强调心理治疗的专业性：在一个规范的行业里，应当各家都有所长，由服务对象选择适合自己的。相较于讨论中西文化概念中的心理疾病是否需要应对不同的治疗方式，谢斌认为我国心理咨询和治疗仍处于流派多、理论多的粗放发展阶段，还没有进入这么精细的运转中。

在对心理咨询服务的质和量的要求都越来越高的背景下，近年来心理健康服务发展迅猛。各级政府接连出台一系列利好政策，或是加强心理健康服务建设，或是将心理治疗纳入医保。

2018年，国家卫健委、教育部、财政部等十部委联合印发了《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方案》，目标是在试点地区逐步建立起健全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要求100%精神专科医院设立心理门诊，40%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开设心理门诊。培育发展一批社会心理服务专业机构，为大众提供专业化、规范化的心理健康服务。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构建强大公共卫生体系要完善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国家卫健委设立了国家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治中心，各机构发布了多项关于精神卫生的调查研究。

目前，全国存续的心理咨询机构累计超过十万家。疫情前，每年心理咨询机构平均增速在40%以上，其中广东省、江苏省的心理咨询机构数量破万。

专业技术能够解决专业范围的问题，但解决不了专业之外的问题。张俪指出，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在中国城市的迅速传播的原因之一，是其被认为提供了解决社会和个人问题的潜在答案，兼具科学与神奇效果“双重光环”，被认为是能解决当今中国个人、家庭和组织面临的一系列难题的方法。

《南方人物周刊》与谢斌聊到这一观点，并提及当下的“空心病”和时代情绪同样困扰着一些心理咨询从业者，谢斌回答：“心理医生还是要把自己放在一个专业位置上，不要过高评价自己的能力。疾病之外的，我认为哲学问题还是归哲学解决，社会问题归社会解决。”

2022年3月3日，浙江嘉兴市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总站，心理健康服务专业人员在接听24小时心理与家庭教育咨询热线 （新华社/图）

以下是《南方人物周刊》对谢斌的专访：

行业应规范，让公众“用脚投票”

南方人物周刊：这几年心理咨询相关的文化产品非常热门，包括书、影视、播客、自媒体等等。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谢斌：我觉得心理类文化产品的畅销或影响巨大，不是这几年才有的。1980年代我读大学时，很多同学就去书店买弗洛伊德、荣格等人的著作。我本科是医学系，因为看了很多弗洛伊德的书，就想研究心理。但我们医学生无法读心理学研究生，我就跑到和心理学关系最密切的精神科了。后来我问过很多朋友、同事，他们也是受心理学书籍影响来精神科的。

一开始看弗洛伊德是好奇，后面了解多了，就觉得是很有意思的领域，能了解人的心理、潜意识这些。我们和现在的年轻人一样，读弗洛伊德也是想了解自己，一边看书一边分析自己的梦反映了什么潜意识，或者对照自己是什么性格。

我觉得不管是哪个年代的人，对神秘的东西都可能充满好奇。人对自己越不了解，越想要去明白，算命不是这么多年都非常有市场么。

南方人物周刊：与日益增长的心理咨询需求伴生的一个问题就是，对心理咨询行业和专业人员的持续管理，仍然缺少政策引导和行业监管。服务水平良莠不齐，服务质量没有保障，专业上的继续教育和督导也难成体系。你对此有什么建议？

谢斌：在我国，任何一个行业能够站住脚，首先要有一个行政主管部门。美国是通过行业协会去约束和自律，我们的特点就是需要有政府部门管理。

但现在我们的心理咨询行业，主管部门没有明确。原来人社部门只管培训和发证，不是行业主管部门，不管执业；开心理咨询诊所作为一种市场行为，市场监管局是要管的，但他们只能管你的工商手续或者是收费规范等行为，比如价格欺诈他们可以罚款，但对服务的专业性、服务质量没法管。卫健委听起来是最合适的主管部门，但现行法律里没有明确由卫生行政部门来主管。《健康中国行动》等政策文件虽然将其归入了健康领域，也并未明确纳入卫生部门的职责。

一旦主管部门明确下来，首先要做的就是对行业制定服务规范、技术标准和监督评估标准等，以及对机构和从业人员的资质进行审核、定期监督检查等等。

这之后，行业的从业人员还需要接受继续教育，就像我们的医生护士每年要接受培训考核一样。这个行政部门不一定自己做，可以委托给机构、学术团体或是行业组织去做。从而提升整个行业的服务质量。完善包括督导等在内的继续教育体系，是这个层次的工作，可以算是“治标”，但也十分重要。

南方人物周刊：在缺少监管的情况下，来访者如果遇到专业能力不够的心理咨询师该怎么办？

谢斌：目前这个行业状态，绝大多数来访者真的是没法做很好的选择和评价，只能经历不断“试错”的过程。有一些聪明的来访者，就会先进入这个行业学习，参加各种各样的培训，从内部了解到哪些咨询师比较靠谱。

心理咨询现在做不到像我们门诊医生一样，好医生会有病人几十年一直跟着他，但也有很多病人来医院只管挂号看病，他信任的是这个医院或者整个体系。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找心理咨询就像去理发，今天去这家，明天去那家，看运气才能找到最适合我的理发师。然后说不准哪天理发师跳槽走了，我还得另外再找。

每个咨询师都有自己擅长的技术或者自己的偏好，这毕竟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如果这个行业良性发展，达到一定的规范和标准后，你选择不同的心理咨询，接受的应该是不同类别的专业服务。比如儿少情绪问题和成年人人际关系问题的咨询，可能就涉及不同的专业技术；偏好心理动力学疗法的专家跟偏好认知行为疗法的也各有侧重。但同一亚专业，水准应是差不多的。就像我们去医院看病，大多数常见病的诊断方法是一样的，不同医院、医生开的药也是一样的。

在缺少外部监管的现状里，行业最应该做的是自律。比如通过建立行业协会来相互监督检查，对外公示，让公众“用脚投票”。

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关系

南方人物周刊：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国内心理咨询行业的从业人员无论在数量还是职业能力上都存在不足，这该怎么办呢？

谢斌：心理咨询这个职业链条，现在非常不完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中，心理咨询师被划分在“社会工作专业人员”中，属于专业技术类。在我国，对专业技术人员进行规范化培训和职业水平资格认定，需要纳入人社部公布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中，但是目前心理咨询师并不在其中。

2017年，人社部取消了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资格考试，我很赞同这个决定。这个资格证书是按“商业服务业”技能类认定的，门槛很低，属于劳动技能的水平评价。考虑到这是一个与健康相关的专业技术类领域，应该将其取消。此外，当时这个资格证书在考核操作上也不规范，出现过买卖证书等行为。

但取消后，心理咨询就再也没有进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缺乏主管部门可能也是因素之一。这意味着，心理咨询没有国家统一职业评价标准：既没有主管部门制定，也没有受委托的组织机构、团体开展水平评价。

如果明确这仍然只是一个技能类，而非专业技术类职业，倒是不需要纳入职业资格目录了，可以完全放权给社会，比如委托中国心理学会或者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等全国性团体来做评价考核。问题是，心理咨询是卫生健康相关专业，不是劳动技能，不能够放权给社会。现在市面上各种协会组织、培训机构颁发的证书，不仅性质不明，而且缺乏授权。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如果要做全国的水平评价，首先要进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心理咨询又不在其中。这就很尴尬，职业发展没有形成闭环，也就很难谈如何提升从业人员的数量和质量。

南方人物周刊：你刚才谈到的问题属于心理咨询，但并不会出现在心理治疗中。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目前在我国是两个职业，它们各自的发展是否会受到不同法规的限制？

谢斌：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使用的理论、技术相差不大，国际上也没有一个明确区分。我国主要是出于管理角度来做这个区分。《精神卫生法》里规定，心理咨询人员不得从事心理治疗，心理治疗则应当在医疗机构里展开，这就属于卫生行业了，主管部门也很明确，就是卫健委。

但这部法律没有说心理咨询“不能”在医疗机构内开展，我们医院就是既有心理咨询又有心理治疗。另一方面，法律没有禁止心理治疗师在社会上从业。就像现在市场上有很多民营的口腔、医美诊所，一样是属于医疗机构。有一些狭隘的理解将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对立，认为前者只能在社会上从业，后者只能在医院。如果今后社会上能多开出一些心理治疗的诊所，纳入医疗机构管理，不仅可行，而且对行业发展极为有利。

南方人物周刊：所以应当从两方面来推动：其一是推动心理咨询的行业监管和职业属性更加明确，另一方面推动心理治疗更广泛地走向大众。

谢斌：是的。现在对心理治疗还有一个广泛的误区，认为进入医疗机构做专业技术人员一定要医学院校毕业的，师范院校的心理系毕业不被认可。

在我们看来，心理系毕业的当然可以来做心理咨询师或是心理治疗师，上海精卫每年都会进来心理系毕业生，进来之后严格按照我们内部的技术标准去培训和从业，同时参加国家考试，取得心理治疗师初级职称五年之后，可以考中级职称，然后通过市卫健委组织的职称评审取得高级职称，与医生的职业通道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同样在上海，有一些区级卫生行政部门，就不许精神卫生机构录用心理系毕业生。

与心理咨询不同，心理治疗在行业管理上已经不存在任何障碍，只是存在一些执行上的误区。我认为打破这些误区，需要在国家层面统一行政要求，行业才能发展得好。

南方人物周刊：上面说到的这些悖论和误区，在现阶段没有全国统一法规出台的情况下，是否有折中的处理方法？

谢斌：目前的“上海模式”可以作为参考。我们通过地方立法，修订了《上海市精神卫生条例》，明确由卫生行政部门对心理咨询机构提供的服务进行监督检查，向社会公布检查结果。这就明确了行业的主管部门。在日常的管理中，由卫生行政部门授权心理咨询相关行业协会建立全行业自律的规章制度，督促心理咨询机构自律管理，并对违反协会规定的采取相应惩戒措施。这也是国外的通行做法，通过依法建立的行业协会来自我管理。对于心理咨询从业人员，则规定要完成至少一年的实习并通过考核。

尽管上海的卫生主管部门不能对心理咨询机构和人员进行吊销执照等处罚，但可以对检查结果和收到的投诉进行公示，市民也就能有所选择。毕竟要想在这个行业生存，信誉非常重要。

解决职业压力首要的是学习

南方人物周刊：一篇题为《上海市心理卫生服务人员职业发展需求》论文的数据统计结果显示，上海的心理咨询师最大的职业压力应激源是“专业技能不足”，其次就是“缺乏必要的督导”。我们在采访中也发现，有些年轻的心理咨询师在遭遇个案的复杂经历或者复杂情绪时，会感到很无措。对此，你有什么建议吗？

谢斌：首先还是要学习。这个行业现在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胜任力不够，门槛太低，没有必要的专业学历教育背景，参加一些不系统的培训，拿一个结业证书就上岗。行业也没有“亚专业”细分，你让他去面对执业中的复杂问题，肯定会非常棘手。但如果经过了系统的学习和实习，行业的必要知识和技能如果全部掌握，那就能做到“艺高人胆大”。我们的医学生需要经过五年的基础医学学习，之后再分专科读研究生或者住院医师培训。心理咨询也是这样，先打好基础，之后根据你或是长于认知行为治疗，或是感兴趣精神分析治疗，再继续学习和实践，执业就会从容许多。

第二要靠经验积累，任何专业技术都要靠经验积累。医生看的病例越多，掌握的诊疗方案就越多。处理疑难问题也要慢慢摸索，哪怕诊疗规范里说明了这个病要吃什么药，吃多少剂量，但这只是一般情况，针对具体的病人，医生的经验不一样，给出的方案也是不一样的。做心理咨询也是同样的道理。当然，要想少走弯路，也可以通过前辈指导，比如跟师学徒、专业督导等。

南方人物周刊：对心理疾病的诊断，除了量表之外，还有哪些方法？

谢斌：诊断方法除了量表、访谈，现在也会有一些辅助仪器，最早是脑电图，现在也有功能磁共振、PET/MR等情绪和认知相关的影像学检查。这些设备可以动态测量你在思维活动或者是面对情绪问题时，大脑的代谢和血流方面的变化。比如看一些面孔表情，或者是跟情绪相关的图片时，对你大脑的功能变化进行实时的动态监测。

治疗方面的进展比诊断更快。除了各种药物治疗，还有各种针对性的心理治疗。现在国际上已经很有多研究支撑心理治疗对大脑结构和功能的影响。此外还有各种物理调控治疗。

2022年4月28日，浙江湖州龙泉街道祥和社区幸福邻里中心百姓健身房，社区居民进行简单的健身练习，缓解工作带来的疲劳（新华社/图）

南方人物周刊：针对性的心理治疗会有哪些方法？为什么国内最常用的治疗方法是认知行为疗法？

谢斌：针对抑郁情绪、焦虑情绪，或者与物质成瘾、非物质成瘾（网络成瘾、游戏成瘾等）相关的行为问题，或者强迫症、社交恐惧、恐高症等相关的心理问题，可以选择不同的心理治疗方法。

认知行为治疗现在多用于抑郁、焦虑等问题，对于一些人格缺陷，比如边缘性人格，更多会借助精神动力学这些方法。

最常使用认知行为疗法，这不仅是国内，国际上也是如此。因为认知行为疗法的操作相对容易规范、科学依据的研究最充分，评估也更容易采用科学的手段、行为的改变比较容易测量，而对于思维、情绪甚至是人格方面的改变，可测量性比较弱，需要漫长的过程以及多种手段来测量，相对难以得到医疗保险等支持。

南方人物周刊：国内的调查显示，个体的心理咨询是远超过家庭和团体咨询。而一种看法是，中国人许多痛苦的情感体验都来自于家庭和传统的社会文化。从这个角度来说，“系统家庭治疗”是否更应当积极推广？

谢斌：这个蛮难一刀切。对家庭和社会文化的“归因”更要小心，专业人员不应对情绪化的简单推定推波助澜。还是要回到我们前面的话题，使用什么样的治疗方法，是根据来访者的情况以及来访者的选择。每个心理咨询机构也应该建立自己的专业强项：我擅长什么方法，我能解决什么问题。然后来访者在整个体系中选择适合自己的。

在一个成熟规范的行业里，应该是这样来做事，而不是让服务对象反复去试错。

人生哲学和社会环境问题怎么办

南方人物周刊：“空心病”已经成为常被提及的时代病。在我们的采访中，有的心理咨询师面对来访者因困惑人生价值产生的抑郁会很无力。心理咨询师应如何面对包括死亡、孤独、自由和无意义在内的“终极问题”？

谢斌：心理学、精神医学与哲学是有共通性的，本身历史上也是这样过来的。如果今天还把这两个学科定位在哲学的某个分支或者高估其哲学、社会学部分，我觉得有些过时。过去人们对这两个领域的科学知识不够了解，把心理问题、精神问题，包括情绪思维这些问题都归到大的哲学范畴里面，更多依靠内心调适去解决，外部最多提供一些引导线索和支持，这是历史上的阶段，但今天我们不是这样做的。无论是心理学还是精神病学领域，这些年的科学发展非常迅猛，对疾病是有诊断和治疗标准的，而在疾病之外的，我认为哲学的问题还是归哲学解决，心理师要把自己放在一个专业位置上，不要过高评价自己的能力。

在心理师专业能力之外的，比如哲学问题或者个人成长历史问题，如果你有深厚的功底，能够顺带帮助来访者，那对个案的帮助更大。我们有些老专家真的是涉猎了大量其他领域的知识，挖掘心理问题也就更深入、系统，病人对他更信任，治疗效果也更好。但同时，作为专业技术人员，要清楚专业的边界。如果是你解决不了的，我觉得应该回避，或者交给其他专业的人去解决，而不是硬要去解释或承诺，比如把人生哲学问题当作心理问题去解决，或者以心理专业技术去解决社会环境问题。

南方人物周刊：学者张俪在2020年出版了一本研究中国大众心理治疗与咨询的民族志《焦虑的中国》，她认为马加爵案、汶川地震等新闻事件，影响了中国人对心理健康的关注。在你看来，有哪些外部事件影响了国人对心理健康的关注？

谢斌：很难归纳一种外部变化的某个具体成因。在我看来可能对需求侧影响最大的，就是2001年人社部推出的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书，每年两次全国统一考试。16年间，全国持证人数大约有130万人，参加这个考试的人就更多了。这其中，绝大多数人参加这考试是想解决自己的心理问题，或者是想对自己的工作有所帮助。他们既是提供者也是需求方。考证的这些人，又会影响周围的人了解到心理咨询，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近三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就更加扩大了全社会的心理健康需求。

南方人物周刊：一些讨论认为，心理疾病在不同文化里有无穷无尽的多变形式和独特表现。对于中国的心理师来说，面对中国患者实施心理治疗方法时，是否会面临“本土化”的问题？

谢斌：目前这倒不是一个大问题，国内这个行业的发展还是比较粗放的，没有到真正高度专业化、精准化的成熟水平。在粗放的阶段，理论很多，流派很多，也会有一些本土化心理治疗流派在探索着发展。

但一个成熟的专业领域，一定是非常规范和标准的。一些欧美国家，心理咨询也好，心理治疗也好，主流还是就那几个流派，会有一些小的分支，但是不会衍生出许多不同流派，专业领域也不会出现很多自创的东西。自创的流派也是进不了保险支付的，完全靠自费。

我有些担忧心理咨询行业的野蛮生长会带来劣币驱逐良币。规范意味着收费也会有评价标准，优质优价。缺乏规范时，做心理咨询赚不到钱，就做些旁门左道赚钱，割韭菜、挣快钱。

南方人物周刊：具体而言，来访者应当如何选择心理咨询、心理治疗或是精神科医生？

谢斌：理论上来说，心理咨询是以问题为导向的短期过程，以改善状态为目的。比如小孩不听话，出现了家庭矛盾，针对这个具体的问题，可以去做心理咨询，帮助解决问题，解决之后可能就不需要长期跟踪随访了。这就是为什么心理咨询行业最初出现于学校、教育系统，学生在校的问题，大都是具体的或者短期的，严重或长期的问题就需要转介。

心理治疗从技术和理论上都偏重长期过程，是对于人在生命发展中出现了一些大的困扰或者说持续很长时间的困难做出治疗。比如我一直人际关系处不好，换什么环境都处不好，那这些是需要找心理治疗。心理治疗改善的是长期目标，比如人际交往、性格缺陷、人格偏差等。

如果怀疑自己可能是患上了某种精神障碍的话——比如社交恐惧到一定严重程度，也可能达到精神障碍的诊断标准——那首先要去精神专科做诊断和治疗，这种治疗更多以生物学的治疗为主，也是偏向长程的，需要随访。

2020年2月24日，由30名精神医学和心理学专业临床医生组成的广东心理援助医疗队在广州南站集结，驰援武汉（人民视觉/图）

南方人物周刊：怎么判断自己处于什么程度呢？

谢斌：如果大家感觉到自己心理上有些问题——特别是焦虑、甚至抑郁——最好的选择是第一时间寻求专业帮助，去心理咨询、精神专科机构都可以。给自己一个专业评估。如果评估下来你这个没什么大不了，回去后好好休息、放松一下就可以了，那你自己也放心了。如果评估下来确实有问题，需要治疗，那就接受专业人员建议，该做什么干预就做什么干预。很多人会觉得我现在这个问题比较轻，能拖就拖，拖到后面，有的问题会在最严重时导致“自知力丧失”，自己可能反而认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比如强迫症，反反复复洗手，有人到后来就不感觉心理痛苦了。比如抑郁到一定严重程度以后，病人也可能意识不到是疾病，一个想方设法要自杀的人，心思都放在自杀上，就不太会主动求助了。

如果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行为变化，比如自言自语、冲动伤人等，那就需要求助精神专科医疗。这类变化，其实普通人自己是比较难判断的，更多的是依靠周围亲戚朋友的观察。如果一个人，这一阶段的种种表现超出了他周围人能够接受的正常范围，那即使他自己意识不到，周围人是能看得出来的。另一方面自己要有一些认识，比如我原来也有这样的情况，但这段时间已经严重到明显影响我个人生活和工作了；原来还勉强可以去上班，现在连起床都起不来，这种时候自己也要意识到可能是病态。病态是一种质的变化，而不是程度的变化。

更多的时候，哪怕你觉得问题不大，你认为病征很轻，也可以去找心理咨询师。训练有素的心理咨询师能够鉴别哪些是他们能够处理的，哪些需要转介给别的专业人员。总之，只要意识到自己有难以自我调适的心理问题，最好能积极寻求专业评估，不要拖到最严重时再去处理。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杨楠